《纽约时报》2011年5月14日
作者：RICHARD ARUM和JOSIPA ROKSA
在大学校园里，毕业典礼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值此场合，学生、家人、教职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一项工作圆满完成。也许，高兴是有理由的。在对大学高年级学生进行的最新调查中，有九成以上的学生报告说，他们学到了学科特有的专业知识，他们培养了批判性思考和逻辑分析思考的能力。10个学生中有接近9个学生报告说，他们整体上对他们的大学经历感到满意。
要不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我们会高兴的加入庆祝活动，我们最近的研究对美国大学本科学生的学习质量提出了质疑。4年间，我们追踪了超过24所不同的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几千名学生的学习进展。我们发现，许多学生念完大学，难度大的课程作业几乎就没有碰到过，用功程度只是一般，在写作和推理这样的技能方面提高很少或没有实质的改进。
例如，在一个典型的学期中，有32%的学生没有修一门每周有40页以上阅读量的课程，有50%的学生没有修任何在该学期中要求写作20页以上的课程。根据劳动经济学家Philip S. Babcock和Mindy S. Marks所述，普通的大学生每周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差不多12至13小时，这约为1960年的全职大学生花在学习上时间的一半。
于是，数量众多的学生在批判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的测试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测试是在这些大学生刚入学的时候进行的，然后到他们大三大四学年末再次进行。我们使用的是“大学学习评价”测试，如果该测试是以传统的0到100的分数范围来计算的话，那么就有45%的大学生经过了头两年的大学学习却没有表现出哪怕是1分的提高，而36%的大学生经过4年大学生活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进步。
为什么本科生学习的整体质量如此差劲？
一些高校急需各类资源，而同时其他的许多高校则并不缺钱。在这些高校，在过去几十年间，即使是学费的增长速度远超通货膨胀，而给大学生讲课的有长期教职的全职教员越来越少，有非常大量的不断增加的辅导老师照看着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各类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进行服务。同时，许多高校正在投资建设豪华的学生宿舍、精美的学生中心和造价高昂的体育馆。简而言之就是：学术上的投资优先级较低。
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学生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更大的文化上的变化。教育者的权威性降低了，大学生越来越被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学校看作是“客户”或“消费者”。当18岁的大学生们被怂恿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时候，许多人就会想方设法可不花力气且舒舒服服的拿到文凭。结果，他们的意图得到满足。顾客总是对的嘛。
美国的联邦法律推动了这一变化。来自佩尔基金和补贴贷款的资金是被分配给学生用在他们选择的高等院校上，而不是被打包作为高校基金让大学来分配，这样让学生有了权力，有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而且，扩大的隐私保护对高校将学生表现的信息提供给父母设置了障碍，削弱了对学生惰性的一种传统的督查方式。
幸运的是，高等院校可以采取一些相对简单和实用的步骤来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有非常多的高等院校主要依靠学生课程评价来对教学进行测评。这种做法对教授们制造了一种扭曲的激励，使得他们对学生降低要求，给分大方。（实际情况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有36%的大学生声称自己每周单独学习所花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而他们的平均GPA分数仍有3.16。）当教授和院系真的继续严格要求，在这种值得赞许的情况下，他们就在冒学生入学率下降的风险。而由于资源典型的分配方式是基于入学率的，因此严格要求的班级很可能会被取消，严格要求的教育项目逐渐萎缩。那么，要阻止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发生，基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学生的满意来分配资源和奖励会有所帮助。
让其他人参与教育也会有帮助。大学的理事不要把心力主要都放在高校的排名和财政问题上，而是可以让行政管理人员对评估和提升学习效果负起责来。家长和学生，还有校友们，你们来学校参观游览，可以不必理会高校的面子工程，而关注教育的实质。美国教育部可以将全国有代表性的关于本科生学习结果的纵向数据提供出来用于科研目的，就像它几十年来对中小学教育一直所做的那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值此毕业典礼纷至沓来的时令，我们这些作为大学教员的同仁们会静思片刻，想想本科大学生的学习状态，想想我们有着共同的责任来加强对大学生学习的严格要求。
本文作者Richard Arum是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和教育学的教授，Josipa Roksa是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他们是《放任的学业：大学学习不给力》一书的作者。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11/05/15/opinion/15ar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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