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
2010年5月4日
差不多在一个世纪以前，许多瑞典人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干得非常不错。只有大约6.7%的瑞典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还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许多瑞典人决定留在瑞典，他们在那里干得也不错。有两个经济学家根据美国的标准来计算瑞典的贫困率，他们发现在瑞典有6.7%的瑞典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换句话说，你有两个群体，具有类似的历史背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而贫困的结果是相同的。
类似的模式也适用于医疗保健，1950年瑞典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多2.6年，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当中，瑞典和美国在政治上分道而行。瑞典用全国性的卫生医疗服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而美国没有这么做。结果呢？期望寿命的差距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瑞典人现在多活2.7年。
又一次，巨大的政策差异，结果却没多大不同。
这不是说，政策的选择毫无意义。不过，我们对此应注重实际，政治和政策的作用往往被文化、种族、心理以及其他很多因素的作用所掩盖。
当你把目光放在美国国内，你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上个礼拜，美国人类发展项目公布了“相距百年”美国生活调查报告。不出所料，种族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相关。在全国范围内，有五成的亚裔美国成年人拥有大学学位，同样这个比例，白人为31%，非洲裔美国人为17%，拉美裔美国人为13%。
亚裔美国人的期望寿命为87岁，而相应的数字，白人为79岁，非洲裔美国人为73岁。
就算是在这个国家艰苦的地区，亚裔美国人表现也很好。比如说，在密西根州，亚裔美国人的期望寿命是90岁，而平均来说，对白人这个数据是79岁，对非洲裔美国人这个数据为73岁。亚裔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也要高出不少。
你所居住的地区同样对你将如何生活造成巨大的差异。在某些社会信任度高的地区，教育程度高的居民聚居，产生了好的文化和好的人力资本项目的正反馈循环，这大多发生在位于东北部的州，如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在其他的有些地区，社会信任度低，教育水平低，出现负反馈循环，这大多发生在位于南部的州，如阿肯色和西弗吉尼亚。
如果你将种族和地区因素的影响组合起来，你会得到令人震惊的生活方式的差距。平均来说，居住在新泽西州的亚裔美国人要比南达科他州的美国印第安人多活惊人的26年，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可能性要大11倍。
当你试图对这种巨大的生活结果差异做出解释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超越了狭隘的经济动机，进入了社会资本的模糊地带。起作用的是历史经历、文化态度、子女教育行为、家庭组成模式、对未来的预期、工作道德以及社会联系的质量。
研究人员尝试过将这些软性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确定说出的全部就是，不同的心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以无数的方式组合起来产生了不同的观念，这些不同观念形成的结果就是，在不同的种族和地理区域的群体之间，平均而言行为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生活结果。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要用经济手段来直接改变这些观念是非常困难的。芝加哥大学的Susan E. Mayer在她的《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一书中计算了要是可以让最贫穷的美国人的收入加倍的话会发生什么，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微弱。父母的收入加倍几乎不会降低子女的辍学率，对减少青少年早孕的效应也很小，整体上也将不太会改善孩子的最终状况。
因而，当我们在议论政治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政策是如何构成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的体制的一部分。坏的政策可以毁掉社会结构，而好的政策也只能稍稍地改进社会结构。
因此，政策制定的第一法则应该是，不要发布一个将会破坏社会联系的政策。如果你收取人们的贿赂，将人们流放离开故土，运送人们到陌生的不毛之地，那么你将造成几代人的悲惨结局。第二法则是，努力建立基本的安定。如果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基本水平的经济和人身的安定，那么人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打拼成就的文化，如果你够幸运的话。第三法则是，努力利用政策来加强人际关系。最好的政策，例如，好的学前教育和军队服务，会强化人们之间感情的联系。
最后，我们很可能全都应该对政治冷静下来。我们那么激烈所争论的大多数提案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很微小的影响，尤其是与我们如此特意所忽视的种族的、地区的和社会的差异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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