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月27日记者LOUIS UCHITELLE报道
经济学研究生们把Steven D. Levitt在他的畅销书《整蛊经济学》中所展示的研究技巧当作榜样，正集中于有关经济的小见解，而不是解释整个系统如何运转的广泛的理论。这么做，他们实际上正从政治讨论中抽身而退。
这种一般性的方法是大萧条时期所塑造的经济学家的本质特性，更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已在尝试避开试图根治经济恶疾的处方。而是，他们把经济学当作科学探索，比如说，用数学模型去探究经济，而不用成为一种或另一种方案的主张者。
构造数学模型试图通过要决定这样的一些事情，如通过运用有关通货膨胀、雇用等等的计算机模型的假设来决定经济增长率。这仍然是研究生训练的推动力，不过，学生们自己正在坚持要求另一种形式探究的训练，即像是Levitt先生所做的依赖统计证据的实证研究。
芝加哥大学38岁的教授Levitt先生分析似乎可解释行为的数据，例如，为什么犯罪率下降了，根据对7所名校的230名经济学研究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这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生想要做的事情。
进行这次民意调查和1987年的一次类似调查的Middlebury大学的经济史学家David Colander表示，“他们没有把自己看作具有政治说服力。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做到所能做的最好的统计分析工作，比社会学及其它社会科学中的要更好。他们告诉你选项是什么，但是却不告诉你去选择那个选项。”
Levitt先生说，例如，他的研究发现在堕胎合法化和犯罪下滑之间有强的相关性。他认为，在罗诉韦德判例（Roe v. Wade）33年之后，不必要的有犯罪倾向的年轻美国人的人口数量萎缩了，犯罪率也下降了。但是，这意味着Levitt先生喜欢做选择吗？
他表示异议。他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对于找出堕胎是否减少犯罪，我要胜于常人，但是对于找出堕胎是否是谋杀或妇女是否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去控制她的身体，我并不比其它任何人更强。”
学生们在这次民意调查的回答中对教导他们成为研究人员，远离政策的教育喝彩叫好。在本月波士顿的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的小组讨论以及随后的访谈当中，讨论了这次的民意调查和它的含意。
这些讨论和访谈揭示了在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授经济学的方法上的一个明显的差异。
担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的哈佛经济学家N. Gregory Mankiw说，“我的本科学生对公共政策非常感兴趣，我在经济学原理的课程中把这教给他们。”Mankiw宣称，工作外包至海外是一种形式的自由贸易，最终会有利于美国，这让Mankiw陷入了与行政当局的麻烦当中。
回到教室里，Mankiw先生向本科生们解释自由贸易为什么是好的政策。他说，“我正在教导下一代的选民。不过，在研究生院里，我们正在训练学生们使用经济研究的工具。”
这些工具很少讲出故事的全部。例如，Levitt先生对犯罪率下降的解释还考虑了监狱人数上升的因素，但并没有考虑电视或文化或婴儿潮出生者年老的影响。这些数学模型将理性的行为纳入模型的方程中，不过只纳入了某些行为经济学家越来越多记载的心理特质。
构造贸易动力学模型通常假设国家理性地对各自最擅长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易，尽管有越来越强的证据表明21世纪的贸易并不是这么单纯的。此外，模型和越来越流行的实证研究很少承认把利他作为一个动机，虽然Adam Smith强调了其重要性，除了自利之外。
Arjo Klamer也强调利他的作用。他在Duke接受了经济学的训练，在这个国家的三所大学教过书，然后，受挫于美国学术经济学的迁移，返回到出生国荷兰，在那里他在Erasmus大学讲授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参与了波士顿小组讨论的Klamer先生说，“利他是所有类型行为的一个动机。”Klamer先生曾经与Colander先生合作在1987年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研究生民意调查。他举例说，“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互相合作，士兵们去伊拉克，因为他们为共同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最近的这次民意调查包括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调查的结果有，10%的第一年学生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不过这个比例到第四或第五年上升到23%；5成的学生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具科学性的，差不多比1987年的比例翻了一倍；一半的学生认可行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假设，和从前的比例相同；3成的学生表示，实证经济学非常重要，比1987年民意调查的16%有所上升。
Colander先生说，“‘整蛊经济学’正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经济学，这是年轻的经济学家看待自己要做的研究。”
Levitt先生的合著者Stephen J. Dubner是一名记者，而非经济学家，例如，他们把广告标语同房地产价格关联起来，来决定哪些标语是与较高的出售价格相连。
用同样的风格，两名实证经济学家，普林斯顿的Alan B. Krueger和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 Card断定，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不会阻碍就业，MIT的Jonathan Gruber发现了经常去教堂和较高收入之间存在关联。但是，他们没有迈出从研究到主张的下一步。
Colander先生在解释不愿意提出主张时表示，研究生们比19年前他们的对应者要更善于数学，这使得他们可轻松对待这种方法。
民意调查显示，研究生院很少提供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课程，相比1980年代，更少的学生读过这些重要人物在他们领域中的作品，例如Adam Smith或David Ricardo，Alfred Marshall和John Maynard Keynes。
这些重要人物在广泛的尺度上刻画了经济，比现代的经济学家远远更多地参与到了政治选择当中。Klamer先生说，“Keynes望向窗外，与人们交谈，这造就了他对心理本质的理解。”
研究、理论、新奇的观察和政策处方相当多地相互缠绕在一起，这点对近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对的，像是Milton Friedman，Paul Samuelson，后来的James Tobin和Robert Solow，所有的他们在大萧条期间都还是年轻人，被吸引到经济学，正如Solow先生指出的，在不能修复自身的私有部门通过政府干预来修补这个世界。
Solow先生描述一种他认为太狭隘的观点说，“如果你能这样控制通货膨胀，那么经济将在可信适当的时间内自己返回到体制将允许的那么好的一套状态。”
Levitt先生说，“我们对经济学工具能够被用于管理经济已经不再乐观，我们转移到了一个更微观地多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我们可以告诉你工会是否提高生产率或抑制创新或抬高工资，但是我们不愿意判断这些权衡是好还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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