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钱，亲爱的，那么你也许会更幸福一点点

Posted on 2007年03月27日 by tigger

美联社2006年11月27日报道

常言道，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这种说法可能不对。

伊利诺斯大学心理学家Ed Diener表示，其中的关系复杂，不过，非常富有的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比非常穷困的人显著地更高，就算在富裕国家之内亦是如此。

英格兰Warwick大学的经济学家Andrew Oswald说，“存在压倒性的证据显示，金钱买的到幸福。”他说，争议在于这种效应有多强。

Oswald教授报告了一项对从博彩中赢得2千美元至25万美元的英国人进行的研究，两年之后他们表现出幸福感的提高，在36分制上平均仅仅高出1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Daniel Kahneman及同事宣称，赚大钱会带来全面的好心情的想法“绝大多数是虚幻的”。

他们说，在一项研究中，家庭收入在9万美元或更多的人比来自挣5万美元至8万9千999美元家庭的人认为自己总体来说非常快乐的可能性只不过稍稍大些，为43%对42%。（第一组参与者“非常快乐”的可能性几乎是家庭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人的两倍。）

其它研究不是询问对幸福感的简略的估计，而是跟随人们，反复地记录他们的感受。Kahneman教授及其同事表示，这些研究显示出的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小。

有关金钱与幸福的故事还有另一处蹊跷。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Richard E. Lucas说，即使赚15万美元的人比赚4万美元的人要明显地更为幸福，但是其原因却不明了。

金钱令人更快乐吗？抑或是更快乐让人能赚到更多的钱呢？

无论如何，研究人员表示，金钱的作用不大。Oswald教授说，“如果你正在生活中寻找幸福，那么与其尽力去让你的薪水翻番，还不如努力去找个适合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这个提议要更好的多。”

原文URL：http://www.nytimes.com/2006/11/27/business/27happy.html

认识德先生

Posted on 2007年03月27日 by tigger

是制度引致增长的吗？

作者：Edward L.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 Andrei Shleifer

NBER工作论文10568号

我们重新探讨这一争论：即政治制度是否引致经济增长，或者掉转过来，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否会导致制度的改善。我们发现，大多数用于建立制度引致增长这个命题的制度质量指标的构造方式从概念上来看并不适合用于该目的。我们还发现，一些文献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方法是有缺陷的。基本的OLS结果以及各种各样额外的证据表明：人力资本是比制度更为基本的增长来源，贫困国家可通过经常是独裁者所遵循的好政策设法走出贫穷，随后再改进它们的政治制度。

贸易和民主的全球化（1870年至2000年）

作者：J. Ernesto Lopez-Cordova, Christopher M. Meissner

NBER工作论文11117号

我们研究国际贸易是否培育民主。通过贸易引力模型来处理民主和贸易之间很可能存在的内生联系使我们得以获得自然开放度的一个量度，它用来作为我们对类似Frankel和Romer（1999）中那种真实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我们使用这个强大工具得到开放度对民主化因果作用的估计值。从1895年至今，开放度对民主的正作用是明显的。19世纪晚期，贸易全球化可能帮助制造了“第一波”的民主化。在1920至1938年间，对国际贸易越是不加保护的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的可能性越小。最后，我们所作的二战后的结果表明，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增加一个标准差可以促使像印尼、俄罗斯或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变得和美国、英国或法国一样民主。我们还看到一些开放度作用的地区变化，并注意到，货物出口商和石油生产商似乎不会因出口更多此类商品而变得更民主。

民主形式，政策和经济发展

作者：Torsten Persson

NBER工作论文11171号

这篇论文结合最近关于宪法、经济政策以及历史、制度和增长的研究项目的见解，利用截面和面板数据，给出新的实证结果，表明民主的形式（而不是民主与否）对推动长期经济表现的结构性政策的采纳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议会制（而非总统制）的，比例原则（而非多数原则）的，持久（而非临时）的民主的改革似乎会产生最能促进增长的政策。

从教育到民主？

作者：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Pierre Yared

NBER工作论文11204号

传统观念将高水平的教育看作是民主的先决条件。这篇论文显示，现有的支持该观点的证据是基于截面样本的相关性，而一旦我们考虑国家内部的变动，这种相关性就消失了。换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提高教育的国家更有可能变得民主。

收入和民主

作者：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Robinson, Pierre Yared

NBER工作论文11205号

我们再次探讨政治经济文献核心的实证发现：即人均较高的收入可引致民主。现有研究在不同国家的收入和民主之间建立了强相关，但典型地都没有去控制会同时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因素。我们证明，通过包括进国家的固定效应来控制这样的因素就会消除人均收入和各种民主量度之间的统计关系。我们还给出使用两种不同策略的工具变量。这些估计也没有显示出收入对民主的因果效应。进而我们通过证明收入和民主的长期演进与历史因素有关，让不同国家收入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同不存在收入对民主的因果效应可自圆其说。与此相一致，当我们对前欧洲殖民地的一个样本控制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决定因素时，收入和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就消失了。

民主和发展：细说难解之题

作者：Torsten Persson, Guido Tabellini

NBER工作论文11993号

民主推动经济发展吗？我们回顾针对这一问题近来的尝试，这些努力探讨了与民主里里外外的历史转型相关的国家内部的变化。回答是肯定的，不过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有赖于民主改革的细节。第一，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各自都可引发增长的加速，但是，在扩大政治权利之前经济自由化的国家要比以相反次序进行的国家做的更好；第二，不同形式的民主政府和不同的选举系统导致不同的财政贸易政策，这可用来解释新的总统制民主政治比新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增长更快的原因；第三，区分期望的政治改革和现行的政治改革之间的不同是重要的：对政权更替的期望对增长具有独立的效应，将期望考虑进来有助于找出更强的民主对增长的效应。

为何民主需要教育？

作者：Edward Glaeser, Giacomo Ponzetto, Andrei Shleifer

NBER工作论文12128号

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教育和民主是高度相关的。我们从实证上受到启发，接着建立一个因果机制的模型来解释这种相关性。在我们的模型中，学校教育教导人们与他人互动，提高包括选举和建立组织的公民参与的收益。在民主和独裁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广泛的潜在的支持基础，但是对其拥护者提供的激励却是弱的；独裁对范围较窄的基础提供了较强的激励。因教育提高公民参与的收益，它就可提高对相对于独裁的更民主的政体的支持。这可增加反对独裁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也可减少反民主政变成功的可能性。

民主和贸易保护主义

作者：Kevin H. O’Rourke, Alan M. Taylor

NBER工作论文12250号

民主鼓励自由贸易吗？这要依情况而定。扩大公民权涉及到将权力从非选举的精英转移到更广大的人群，其中大多数将会是工人。Hecksher-Ohlin-Stolper-Samuelson的逻辑表明，在工人准备会得益于自由贸易的国家中，民主化应导致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在工人将受益于加以关税和配额的国家中，民主化应导致更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我们使用19世纪后期的有关民主、要素禀赋和贸易保护的数据检验和证实了这些贸易理论假设的政治经济含意。

民主和全球化

作者：Barry Eichengreen

NBER工作论文12450号

全球化和民主之间的联系是国际政治经济的经典问题，也是外交政策圈子中争论颇多的一个话题。尽管分析类的文献十分广泛，但是之前却鲜有研究承认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或开发一个适用于该问题的工具变量策略。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这样做，将我们的方法应用于多方面的历史数据集。结果表明，在全球化和民主之间存在双向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在特殊时期（布雷顿森林时代）以及特殊地区（劳动稀缺经济体）会有例外出现。

标准的倡导者

Posted on 2007年03月27日 by tigger

作者：James Surowiecki

《纽约客》 2006-10-16

1888年，在新泽西州West Orange市的托马斯爱迪生的实验室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在记者们的注目下，几条狗被放入一个接入了千伏的交流电发电机的金属盘上，一条一条地触电身亡。爱迪生想要说服公众，交流电（由一家竞争者西屋公司所提出）太危险，不能在家里使用，他自己的直流电技术才应该成为电力的国家标准。

爱迪生的策略可能是极端了，不过他的目的会容易地被索尼的蓝光技术以及东芝的HD DVD的市场推广人员所理解：两家公司都在试图让我们相信，它们的产品将成为标准的DVD的后续高清晰产品。像是CD或者令互联网运转的协议这样的技术标准对于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标准本身的确定却使用的是非标准化的方法。有时，它们是政府指令的产物。（欧盟希望欧洲大陆使用一种手机标准，现在实际上所有的欧洲手机都使用的GSM技术。）有时，一家准政府组织或者技术联盟介入，有时，是公司间对协议进行谈判。但是，有时候，已经耗费了数十亿资金来开发新技术的公司决定在市场上大干一场来解决争端，就像爱迪生和西屋所做的那样。这样的战斗被称之为标准战争，一个熟悉的例子就是Betamax被VHS所打败，今天最大的标准战争就是蓝光同HD DVD之间的标准大战。

标准战争牵涉到许多的变数，要理解它们通常看起来像一门艺术要多过像一门科学。标准战争在一般情况下只涉及两个大的竞争者，结局是赢家通吃。因此，尽管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可以愉快地分享碳酸饮料市场，但是微软的Word现在占有95%的字处理软件市场，而WordPerfect则几乎没有。所以，支配这些战争的规则与简单的自由市场的规则有所不同。

最重要的规则，正如经济学家Hal Varian所说，“人们预期会赢的产品将胜出。”消费者明白，如果他们在标准战争中支持输家，那么他们将不能摆脱废弃的产品，因此让他们相信你的产品是赢家是实质性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意味着质量在标准战争中无关紧要，但是历史记录显示，质量最差劲的产品留存下来是罕有发生的事件。Betamax的粉丝至今仍在津津乐道于它绝佳的图像品质，但是对多数消费者而言，VHS是更好的产品。Betamax磁带只能提供一小时的录制时间，而VHS可以录制整部电影。与此类似，爱迪生让直流电成为行业标准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交流电更可靠，能让电力传输更远的距离。说到底，让人们相信你的产品会胜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一个更好的产品。

尽管如此，这还不够。与制造所谓“互补商品”的公司发展尽可能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重要的。例如，索尼的PS取得了巨大成功，部分原因就是它拥有比竞争对手明显要多那么多的游戏可以获得。公司们还需要迅速将产品推向市场，因为一旦一个标准被建立，要推翻它就难了。如果一个人购买蓝光播放机和碟片，那么他就不会想转换到HD DVD，反之亦然。不过，虽然有关所谓“先发者优势”的笔墨颇多，但是它的历史证据却多有质疑。交流电开发于直流电之后，VHS随Betamax之后推出，RCA的彩色电视技术（最终成为行业标准）开发于CBS之后。因此，你必需快，但不一定先发。

尽管索尼和东芝深感忧虑，拿不定主意，但是它们看起来似乎都已经汲取了这些教训。东芝首先进入市场：HD DVD在春季就上市了。不过，索尼确保了蓝光机器随后很快就上市了。索尼在建立合作伙伴的工作上做的更好：它已与迪斯尼和福克斯签署了独家协议，几乎每个好莱坞的电影厂都在发行蓝光碟片。而东芝是环球电影的独家发行商，到目前为止发行的电影数量比蓝光更多。蓝光技术能让你在一张碟片上装载50G字节的数据，其技术从理论上说要优于可处理30G的HD DVD。但是，对大多数用户来说，品质上的差异将很可能看上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两种机器上电影看起来都特别地好，而且东芝现在提供产品的价格更便宜。

奇怪的是，虽然如此，两家公司都在避免犯明显错误的标准战争可能对任何一方都不是最有利的。旷日持久的对峙将很可能令消费者对购买任一方的产品举棋不定，结果是损失数亿美元的销售额。如果僵持继续下去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消费者可能干脆决定等到能够下载高清晰电影为止。这一僵局的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协商。最初的DVD就是这样进行的，在1990年代，公司组成联盟将专利汇集起来，采用了单一标准。索尼和东芝在去年的确进行了谈判，但是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协议产生。达成协议将要求索尼和东芝承认自己也许会输掉战争，目前两家公司都不能让自己被看出在怀疑自己所处的形势。因此，它们可能停滞于互相盯视对方很久的时间，直到最后有一方眨眼，而消费者也许早已忘记所有这些大惊小怪的是怎么回事。

原文URL：http://www.newyorker.com/talk/content/articles/061016ta_talk_surowiecki